杨荣皱了皱眉头道：“如何心生繁荣！”

    杨溥道：“我问你，下西洋最能带动什么？”

    杨荣猛的一抬头，有些惊愕的看着杨士奇，杨溥，许久才从嘴里吐出两个字——商业！“

    杨溥道：“不错，开创大明的商业，勉仁你想想看，南宋土地和人口都不如北宋，amp;nbsp；这是用屁股都可以得出的结论。偏偏南宋的税收却远远超过北宋，北宋中期以后平amp;nbsp；均年财政收入在六千万上下，而南宋的财政收入则常年保持在一亿以上，土地减少amp;nbsp；了三分之一，税收增加了三分之二，宋朝财政收入的最高数字一亿二千万同样是南宋创造的。这说明什么？“

    杨荣被人称为“东杨”并非是白叫的，略一思索，便体会出了其中的味儿，道：“靠商业？”

    杨溥道：“正是，宋代的商业一直是朝廷充盈的关键，他们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从手工业看，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以外，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单筒井”的开凿宋瓷的精良等，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投入于商业，手工业中。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加工工厂，如，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这些商业的发展，迅速让“坊制”得以突破，集镇的兴起，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产量加大，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因此构成朝廷户部收入主体的，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了，他们的城市，随处都可开设店铺，所以改市税为“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另外，征收货物通过税，称“过税”，税率千分之三十。对于次一等的草市、镇市或墟、集，官府允许商人包税。宋代全国的商税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额，而且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二千二百万贯，这是北宋的最高颧。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南宋时，各地商税岁入逐步增加。临安府在北宋熙宁十年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共八万二千多贯。南宋咸淳年间，增加到四十二万贯。这还只是临安府“在城”的商税额。如果加上临安城外及所属各县的商税钱，宋孝宗淳熙年何共计一百零二万贯，儿乎达北宋景枯年间全国商税总额四百五十多万贯的四分之一。镇江府“在城”的商税，熙宁年间每年收入二万五千多贯，南宋嘉定年间增加到七万四千多贯，咸淳年间增加到三十三万六千贯。“三人当中以为杨溥的学问最高，所以这些数字，杨荣并不以为是夸张的说法，事实上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宋代在商业上的确独树一帜。

    见杨荣沉默，杨溥继续说道：“我做过统计，在宋代全国每年收入的商税一千万贯左右，按照“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四亿贯。北宋的户口最多为二千万户，如果每年的贸易总额为四亿贯，则每户参加商品交易的数额平均为二十贯，再看看我大明，疆域无疑是大于宋代，便是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但即便如此，可三十税一的税收，便是人口再多，耕地面积再大只怕我大明的户部也是年年够用，碰上好的年月到也罢了，一旦天灾**，北方战乱连绵的话，朝廷就拿不出银子来，没了银子，防御工事难以修建，黄河、运河难以修筑，将士们的粮草，武器难以及时，如何捍卫这个国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域。先帝将朝廷托付与我们，难道我们交给他的还是一个为了应付天灾**，应付蒙古人，需要削减开支，畏首畏尾的朝廷么！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对得起先帝么，大明的税收之底，历代罕见，可即便如此，朝廷能收上的岁入也不过两百万，而这竟是百姓的极限，一旦加税收，农业必会破产，那时就是天下风起云涌了，所以，单靠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显然宋代的收入主要并非农业，而是商业……？“

    杨荣心头一动，这一点他并不否认，宋代的繁华的确多半来自商业，否则每年的纳贡就不是天下百姓承担的？“

    “既要兴盛商业，与下西洋有何干系？”杨荣觉得自己还是没找到事情的关键，继续追问。

    “这个还是由我来说吧？”杨士奇呵呵一笑，他见杨溥已经开始喘气了，有意让他休息一下，便接过话儿道：“下西洋的好处刚才也说了利润不小，只要不全部收归皇室，其实朝廷还是能负担得起的，一旦下西洋对大明冲击的不是农业，而是商业，瓷器业、纺织业、茶业、文房四宝，以及造船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火器厂等都会带动，天文地理、海航也都顺带会兴盛起来，而这些无疑是商业的主题，更别说靠着下西洋兴盛起来的沿海城阜，长乐、宁波、太仓、泉州等地，这些地方想来你也看到了，其繁华程度不亚于苏杭二州，更别说比云贵一带了，这些城池本不过是贫瘠之地，只因为靠了海，大明下了西洋，他们依靠沿海的贸易带来的商业不但能养活自己，还能给大明带来财富，这同样是下西洋带来的好处，试问若海禁不开，西洋不下，结果会如何，这些沿海城池，必不会如此，而沿海的渔民也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商，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使祸乱更加严重，这无疑是增大了朝廷的隐患？”

    杨荣常年掌管军务，与海防还是知道些，这些海盗，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所以杨士奇的这番话说来，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西洋给沿海一带百姓带来的好处。

    杨士奇见他同意，显得大为高兴，三人虽各有分工，但在大事上从来都是意见统一，只要有一人不同意，三人彼此就会商议，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数十年，即便是今日开海禁，下西洋，皇帝从宝船中抽取十分之一的宝物成为既定事实，杨士奇也决定三人好好商议，争取做到意见统一。

    “算上这个的话，下西洋带动的不仅仅是贸易上的往来，商业上的繁荣，他饱含了文化、民生、以及朝廷海防的安定，若真要算经济账，这笔账目只怕是算不清楚的？既然下西洋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何我们不行西洋之举，如今我大明经过永乐年六次下西洋，技术纯熟，线路清晰，与西洋诸国关系更是亲密无间，既如此再做起来就是，况且我们最担心，下西洋消耗国力的问题，罢黜朝贡，兴盛市舶司加以弥补后，不再是朝廷的累赘，反而会是大明最大的财富保障！”

    杨荣听了半天，总算是回过味儿来了，下西洋并非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以海禁、下西洋为突破口，从而带动大明经济、文化、民生全面的繁荣发展，最好能影响大明的产业结构，走上一条以为商业与农业并重的国家，这样一来，大明的户部收入也不仅仅依赖于农业，而是侧重商业，这样的好处，朝廷收入增加，同时因有了商业，百姓的压力变小，自是安居乐业，碰上天灾**的年月，大明也不至于处处吃紧，可以说两人谋划的很全面，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谋划很诱人，一旦成功，大明离汉唐盛世绝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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