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厚老汉刚把自己的铺盖卷儿搬到隔壁少安的小土窑里，就听见公路下面他弟玉亭喊叫他的声音。
    玉厚奇怪：玉亭为什么不上家里来？往常他有事没事吃完饭总要到他家里来坐一阵——穿着麻绳子捆绑的烂鞋，往他家前炕的铺盖卷上一靠，没命地在他的烟布袋里挖得抽半天烟。他热心公家的事，庄稼行里又不行，因此管务不起来旱烟，满年四季都是他供着。每当玉亭来的时候，他老婆也总要把家里刚吃过而剩下的饭，给玉亭热得端上来一碗。玉亭嘴里推让着，两只手一把就接住了。少安他妈知道玉亭在家里吃不饱，总要牵挂着给他吃一点。
    父亲去世早，玉亭从五岁起，实际上就是他两口子一手把他带大的。尽管玉亭成家以后，他老婆贺凤英那些年把少安妈欺负上一回又一回，怕老婆的玉亭连一声也不敢吭，但少安他妈不计较他。因为她从小把玉亭抚养大，心中对他有一种疼爱的感情。人常说，老嫂为母，这话可一点也不假……“噢——哥！噢——哥！”
    玉亭仍然一声接一声地在公路下面喊叫。
    玉厚听见他弟这样喊叫，又不上他家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边从院子里往外走，一边给下面的玉亭答应了一声。在院子外的小土坡上往下走的时候，玉厚心里才恍然大悟：他弟弟今晚上不上他家来，是因为他女婿今天被“劳教”了。玉亭现在公社正看得起，让他当了会战指挥部的副总指挥。现在他家里出了“阶级敌人”，玉亭怕人家说他划不清界线，因而连累了他，所以才不上他家里来了。玉厚来到公路上，半天才看清他弟站在路边一棵树影下。他走过去，问：“什么事？”
    “唉，也没什么事。想和你拉两句话……你心放宽些！”
    玉亭脸上是一副同情他哥的神色。这同情是真诚的，因为这终究是他哥嘛！
    玉厚没有说什么话，沉默地从自己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烟，点着抽起来。
    玉亭也从身上掏出自己的烟锅，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挖了一锅，又用他哥的火柴点着，说：“满银一脑子的资本主义。劳教两天是小事，再不学习和改正，说不定要进班房。亲戚都要为这小子在政治上受影响……”玉厚还是一声不吭。他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他女婿的长长短短。他心里只是为他的女儿和两个外孙难受。
    今晚上公社要在学校开批判会，少安没回来，你家里其他人参加不成，你歪好要去一下，不要叫人家说，你们家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玉亭对他哥说。“我不去！
    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
    “哥，你不敢这样。咱们是贫下中农，毛主席号召的事，咱怎能不积极哩？”玉亭劝他哥说。
    “反正我不参加！我的气已经受够了！哪怕明天让我也劳教哩！”
    玉厚说完，气恼地转过身就往回去。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心思站在公路上讨论这号事情哩！
    玉亭看他哥这样犟，也无可奈何了。要是村里其他人敢这样“反动”，他早就给会战总指挥部汇报了；恐怕今晚上也得上批判台。唉！玉亭心里烦透了，正在他被公社重用的时候，亲属中间突然出现这么一件叫他尴尬的事！
    玉亭失望地见他哥快上了土坡，就又轻轻喊叫了一声：“哥，你先等一等……”玉厚以为他还要叫他去参加批判会，站住吼叫说：“你走你的！不要管我！”
    玉亭走过来说：“……给我抓一把烟。”他说着，就过去在他哥的烟布袋里掏了一把旱烟，装进自己的烟布袋里，随后就心急火燎地走了——他今晚上还有大事！
    玉厚低着头站了一会，然后望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叹了一口气，慢慢走着上了自家的小土坡……一九三九年，孙玉厚十六岁，玉亭才刚刚五岁，他父亲得痨病死了，丢下他两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旧社会，女人不兴出门，母亲又是小脚，只能在家里操磨，山里和门外的事都搁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家又没地，他只好在周围村庄给光景好的人家揽工，以养活母亲和年幼的弟弟。二十二岁时，他和一个穷人家瘦弱的女娃娃成了夫妻。他媳妇虽然面黄饥瘦，但对他妈和玉亭特别好，因此那几年光景虽然穷得叮当响，日子过得还很一体。
    他为了挣点量盐买油的钱，冬天农闲的时候，就给石圪节一家商行去吆牲灵，翻山越岭走几十天，从军渡过黄河，到山西柳林镇驮瓷器。山西柳林瓷闻名几剩他给石圪节商行的掌柜挣了不少钱；他自己也得了一点工钱。
    手里有了几块“钢洋”以后，他突然发狠想供他弟弟上学。在当时来说，玉厚算是庄稼人里很有魄力的。他十六岁出去闯荡世界，眼界当然要比一般庄稼人宽阔。
    孙玉厚当时想：他家人老几辈子没出过一个先生，睁眼瞎受了多少气啊！从古到今，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他想他这辈子是不顶事了，但说不定能把玉亭造就成孙家的人物。如果是这样，他孙玉厚辛劳一辈子也就值得了。再说，他看玉亭这娃娃脑子还灵——他已经在村里教冬书的金先生那里识了不少字。
    一九四七年，玉亭十三岁。当时这一带正处于战争状态。玉厚参加了村里给解放军送粮的运输队，同时还得种地，东跑西奔，忙忙乱乱。但他仍然惦记着玉亭上学的事。可当时这里战火连天，学校都停办了。眼看玉亭岁数已经不小，再不念书就晚了。他突然想到，前几年他去柳林镇驮瓷的时候，有一次一家姓陶的窑主家发生了事故，他冒死救了陶窑主的性命。老陶感激他，和他结了拜把兄弟。陶兄一再说，以后他有什么难事就来找他，他一定全力相帮。玉厚当时想，我为什么不把玉亭送到柳林镇去读书呢？
    他立即登门请村里识字的金先生，给山西柳林镇的老拜识写了封信，看他能不能收留他弟去那里读书。老陶很快回了音，说只管把玉亭送来，叫玉厚什么也不要管，这小兄弟的一切都由他全包了。
    就这样，玉厚把玉亭送到了山西柳林镇。
    这期间，他每年都要到柳林去看一回弟弟。临行前，他老婆总要把玉亭一年的穿戴准备齐全，还做许多茶饭让他给玉亭带去。对于他们来说，玉亭不仅是亲人，也是一家人未来的指望啊！
    一九五四年，玉亭初中毕业，到太原钢厂当了工人。玉厚一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虽说玉亭是个工人，但这是孙家多少代第一个在门外干事的人！
    可是一九六○年困难时期，玉亭突然跑回家来，说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口袋土豆，死活不再回太原去了；他说他要在家乡找个媳妇，参加农业生产呀。
    这可把玉厚急坏了！好说歪说，就是说不转玉亭。玉厚没有办法，只好打问着给他找媳妇。那年头，他家穷得钱没钱，粮没粮，他身边已有了三个孩子，孩子年纪又都小，没什么帮手，尽是连累，一家人时不时都饿得浮肿了。可弟弟已经二十六岁，也的确该娶媳妇了。
    而玉亭为此还天天给他妈哭鼻子，说他年纪再大，娶不下媳妇，这一辈子就算瞎活了。他母亲也陪着玉亭哭哭啼啼。
    玉厚看玉亭这样没出息，才知道他半辈子辛劳，企图给孙家造就一个光宗耀祖人物的指望落空了。但他心平气静，并不为此而过分地懊悔。是啊，这是命运。正如辛劳一年营务的庄稼，还没等收获，就被冰雹打光了，难道能懊悔自己曾经付出的力气吗？
    好，那就给弟弟娶媳妇吧。他四处疯跑着给玉亭打问对象。但是，所有的人家财礼都要得太高了，他就是把一家人的骨头卖了也出不起。
    在万般焦急中，他又想起了柳林镇的老拜识，于是又写信求他帮忙。
    本来他是有病乱求医，并没抱多大希望，可不久老朋友却热心地回了信，说离柳林镇二里路有一个女子，愿意跟玉亭。老陶说玉亭大概也认识这女娃娃，这女子在柳林镇小学和玉亭同过学，官名叫贺凤英。
    玉亭的确认识凤英，于是就亲自去了一趟柳林镇，把贺凤英当下就接回来了。玉厚立马闹腾着借钱借粮，尽量体面地给弟弟办了婚事。接着又搬家腾窑，另起了炉灶……前后一折腾，除借窑住不算，还欠下一河滩帐债，使他许多年日子都翻不过来。
    到后来，玉亭因为不会劳动，加上贺凤英不会过光景，日子过得没棱没沿，连他的光景也不如了。但他除过能供得起他旱烟和一碗剩饭外，再没有能力照管他了……但话说回来，孙玉亭本人觉得，他现在穷是穷，倒也自有他活人的一番畅快。
    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常是坐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饿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只是回到家里，三个孩子饿得嚎哇哭叫，她老婆又跑出去为骂仗的村妇去调解是非，上顿饭的碗筷都没洗撂在锅台上，这时他才感到对生活有点灰心。
    他一个人坐在灶火圪崂拉风箱，饭还没熟，三个孩子象土匪一样扒在锅上，三下五除二就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他也不由地想起了早年间太原钢厂的好吃好喝。顿顿白蒸馍大肉菜，喷鼻香！那时他一顿才吃三个白馍？真是不可思议！要是现在的话……他在家里胡乱吃喝一点，就又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了。只有在这社会的大风大浪中，他才把饿肚子放在一边，精神上享受着一种无限的快活。
    自从石圪节公社集中十几个队的民工在他们双水村搞农田基建大会战以来，孙玉亭更是兴奋得不得了。会战总指挥是公社副主任徐治功，副总指挥是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后来公社又研究，要在各队的基建队长中间抽一个人担任副总指挥。因为会战在双水村，这差事当然就落在了孙玉亭的身上。立刻，他在工地上跑前跑后，动不动还在高音喇叭上发布各种通知和命令；他哥当年没把他造就成个人物，革命已经俨然使他成为一个人物了。连他老婆这一段也开始尊敬地称呼他“玉亭”，前面不再带那个“孙”字。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现在还可以在民工大灶上吃饭，重温当年太原钢厂的享受——由于他是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过个两三天，他还可以和治功和高虎钻在灶房后面的小土窑里，混着一块吃几盘炒菜，喝两口烧酒哩！今晚上，指挥部又要在学校院子里开批判大会。不用说，这会议还得要他主持。治功是总指挥，他要在开头和结尾讲话；高虎虽说也是个副总指挥，但年轻，只管民兵小分队的事，开这种会一般只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以防阶级敌人捣乱破坏。
    玉亭本来吃完饭就准备和凤英一起过金家湾那边去。但他想起要给他哥打个“政治招呼”。因为满银被“劳教”了，他哥今晚上的批判会一定要去，好让公社领导看见他拥护对女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他一想起王满银的事，心里就不痛快。无论如何，这小子也算和他沾点亲，这使他这个副总指挥多少有点不光彩。如果他哥能正确对待这事，也许他在台上还能站得踏实一些。可是，他专门去提醒他哥要识时务，他哥却死牛顶墙，不给他带这个面子。唉，他孙玉亭总不能对他哥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玉亭抽着刚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已经过了东拉河，走到庙坪枣树林的小土路上了。他现在还不能直接到小学去。他要去找一回他们大队的副书记金俊山，商量一点事。本来这种事要是书记田福堂在，他就不会去找金俊山。书记去公社开会，不在村里，他现在只能去找金俊山商量。
    这事说起来也不大，但是件伤人事，最好不要叫他孙玉亭一个人当鬼子孙！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收工时，总指挥徐治功对他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是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连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徐主任说的也是。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他们双水村怎么能没有呢？但双水村谁是阶级敌人，他一时又想不出来。
    “哼，叫金俊山去想吧！”玉亭在心里说。
    他现在一路走，心里还在盘算这事。他想他得先在心中有个数。万一老狐狸金俊山耍滑头，这事归根结底还得他来办。他是副总指挥，金俊山又不参加公社的基建会战。
    他想来想去，在村里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几家成份不好的人，都规规矩矩，简直抓不住一点毛玻要是评先进和模范，这些人倒都够条件！
    他苦恼了老半天，还是怎么也想不出来，在过哭咽河的小桥时，他在心里自嘲地说：今晚上也许除过他哥，村里很难再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了。他哥刚才那些反动话，倒足够资格站在台子上接受批判。他忍不住又为自己这个荒唐的想法逗得出声笑了。不，他哥终究是他哥！别说他说了这么些话，就是再反动一点，他也不会出卖他的。哼，革命是革命，亲人是亲人！
    为找不到敌人而苦恼的玉亭同志，现在已经过了哭咽河。
    在上金俊山家的土坡时，孙玉亭突然想起了一个可以批判的人。他心里说：对了！大概只有田二可以充当这个角色。虽说这老汉神神经经的，但又没经法医鉴定他就是神经玻再说，除过本村人，公社领导和大部分外村人对田二的情况也不太清底；只知道老汉有个憨儿子，本人脑子有些毛病罢了。可是，他很快又想，批判田二的什么呢？对，干脆就批判他常嘟囔的那句话：“世事要变了……”。毛主席的世事，无产阶级的世事，要变成个什么世事？世界上只有两个世事，不是无产阶级的世事，就是资产阶级的世事，田二要变的世事，就是要把无产阶级世事变成资产阶级世事……孙玉亭已经在心里试着批判了一通田二，觉得批起来还通顺。这时候他已经上了金俊山家的院畔。
    金俊山和玉亭他哥同年出生，已经五十二岁了。他家的成份是中农。在眼前这年月里，农村的中农充其量是团结对象，俊山怎么能当党支部的副书记呢？
    金俊山有他自己的光荣历史。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大反攻的时候，俊山参加了民工担架队，最后一直跟部队打到兰州。有一次战斗中，他腿上挂了花，就回到村里，被政府评了三等残废。
    五一年他入了党。从这以后，他就和田福堂两个人一直担任村里的领导人。不过，他常当副职，正职都是田福堂。
    姓金的这一族人中，有许多家成份比较高。旧社会，河东的金家在村里主事。而新社会，河西成份好的田家，明显在村里占了上风。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新社会几十年，尽管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交错复杂的变化，但户族之间的矛盾，平时总还模模糊糊存在着。有的时候，这种矛盾还相当尖锐。在这样的时候，田福堂和金俊山就会表现出某种亲族观念。而且一般说来，两个人身边最亲近的知己，也往往是本族人。当然，金家的许多人成份不好，平时尽量克制，也不过分咋唬。但这族人中，也不乏几条汉子，不服气田福堂，常常曲里拐弯地向他挑战。
    在许多情况下，金家闹不过田家，因为村中的权力在田福堂手中。田福堂本人的能耐是一回事，他还有个在门外当官的弟弟。村里人一般回避和他正面冲突。但金家许多人对紧跟田福堂的孙玉亭，却反感透顶了。可是孙玉亭他哥一家人又在金家户族里很有些威望。玉厚老两口和他们的四个子女，和金姓许多人家的大人娃娃，保持着十分交错的友好关系。尤其是他们家当着一队队长的孙少安，又是村里少数几个让田福堂头疼的人。因此孙玉厚一家人受到许多金姓人家的普遍尊重。由于这个原因，大家对孙玉亭的所作所为一般也就容忍了——他歪好算孙玉厚的弟弟。
    至于金俊山，做事倒很注意分寸，无论谁，他都不专门寻人家的不是。他觉得自己一大把年纪，何必与人争言斗气；除过实在看不过眼，对田福堂和孙玉亭的许多过头做法，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眼下的世事就兴这种过头做法嘛！他金俊山有能耐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吗？因此他平时的心大部分都操持在了家事上。他现在的光景在村里也是比较宽裕的。
    儿子金成高中毕业，在村里教小学，家早娶过，已经给他生养下一男一女两个孙子。女儿金芳出嫁到了米家镇，女婿是个手艺人，光景很殷实。他前两年在旧窑边上又箍起两孔新窑洞，现在儿子住着，一个大院子，一线五孔大石窑，一年四季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钱花，人活一世，已经够满意了……当孙玉亭进了金俊山家的大门时，铁链子拴着的那条大黑狗一扑起来，拼命叫了几声。狗一看是个熟人，叫了几下也就不吭声了。
    金俊山立刻出了中窑。他一看是孙玉亭，马上把他请进窑里来。俊山的老婆赶紧给这个大队负责人泡了一缸子茶水。
    玉亭平时饥肠辘辘，一般不敢在人家那里喝茶；据说茶水碱性大，喝了饿得更厉害。今天他在民工大灶上吃了一老碗肥肉片子，倒需要喝些茶水帮助消化。
    他端起茶缸喝起来，同时扫了一眼俊山家的窑洞。他感觉到了一种富裕和丰足。这时，他内心突然涌起了一丝莫名的惆怅。他想自己跑断腿闹革命，竟然穷得连一双新鞋都穿不起。当然，这种情绪绝对不会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而只能引起他对金俊山的鄙视。哼，什么共产党员！不好好为革命出力，只顾发家致富，典型的资本主义小农经济思想！
    不过，这金俊山终究腿上挨了国民党的一颗枪子，政治根子红着哩！再说，他又是副书记，比他的职位高，他能把人家怎样？福堂不在，队里有个大事，他还不是得跑来请示他？
    这时候，金俊山已经给孙玉亭递上一根纸烟，同时问：“玉亭，你来有什么事哩？”
    孙玉亭在金俊山的打火机上点着烟，接着就把公社徐主任的意思给他说了一遍。然后问：“俊山哥，你看这事怎办？”金俊山有点嘲讽地看着孙玉亭，反问：“你看咱村里谁是阶级敌人？”
    这倒把孙玉亭给问住了。他本来想叫金俊山说出一个人来，想不到这老家伙倒反问起了他。
    玉亭想了一下，觉得还应该逼一逼他。就说：“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所以才来问问你。福堂哥不在，村里的事就看你拿主意哩！”
    金俊山马上说：“玉亭，你怎能这样说哩？这不是村里的批判会，这是公社会战指挥部的批判会！你是指挥部的领导人，这事当然要你拿主意哩！咱们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熟悉？
    你现在不仅代表咱村，还代表公社哩！公社出面搞的事，我金俊山现在也要听你的哩！”
    孙玉亭觉得实在没智慧治住这老家伙了，而眼看批判会的时间又快到了，只好吞吞吐吐说：“……你看田二怎样？”金俊山一下子仰起头笑了，说：“批判田二的什么哩？那人谁不知道是个半脑壳！”
    “他不是常说，世事要变了。就批判这句话！”玉亭说。“那话他说了几十年了，完全是神经病憨话，能批出个啥名堂？”
    金俊山抽了两口烟，又改变口气说：“不过，你看能批就批吧。我对你的决定没什么意见……”金俊山心想，今晚上双水村要是没个人去陪罪，看来玉亭也不好给徐主任交差。既然孙玉亭让老憨憨田二去充数，也就只好让他顶缺去了。
    “那就这样！我还要主持批判会，先走了……”玉亭喝了一口茶水，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了。
    金俊山把他送到大门口，说：“你先走，晚上天气冷，我回去披件衣裳就来了……”孙玉亭匆忙地从金俊山家的土坡上下来，顺着哭咽河畔的小路，向金家湾后面的小学赶去。他远远地看见，那里已经闪烁起灯火，并且聚集起一大片熙熙攘攘的人群……
    第九章
    第九章
    今晚，双水村小学院子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除过本村男女老少一吃完饭就被集合到这里以外，在大灶上吃完饭的外村民工也都被带到这里来了。不多时分，这院子里就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外村的民工在院子的南头，一般都是同村人挤在一块。双水村本村的人在院子的北头，大人娃娃夹在一起，有站的，有坐的，吵吵闹闹，象一锅煮沸了的水。
    在这一片人中，全村的男人都混杂着，但女人却大约可以分出田家的一片，金家的一片；因为本族妇女家挨得近，平时关系熟悉，现在挤到一块好拉话。当然，这中间也多少有一点金、田两家的门户之见。一般说来，金家的媳妇穿戴都比较齐整，坐的姿势也比较合乎农村的礼教规范：公众场合不能酸眉醋眼，张东望西。可以笑，但不能把嘴巴张得象窑口一样。坐时应两膝并拢，不能八叉双腿。也有些金家的年轻妇女不管这一套，使得她们的母亲或婆婆不时在人群中用眼光提出警告。另外人家的妇女就不受这种约束了，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跟赶集上会一般。也有一些胆大的恋爱者，乘混乱之机，眉来眼去不说，甚至还偷着捏捏揣揣。男人们大都一人一杆旱烟锅，抽得院子上空云绕雾缭。有些乏累过度的庄稼人，不顾体面地大叉双腿睡在土地上。不时有人去不远处的金家祖坟那里撒尿，气得金家一些老者跑过去乱吼乱骂一通。
    这时候，双水村妇女主任贺凤英，正领着本村和外村的一些“铁姑娘”，忙碌地布置会常她们把课桌从教室里抬出两张来，拼在一起放到人群面前，上面铺了窑门口摘下来的条格布门帘，又放几个暖水瓶和茶缸，算是主席台了。另外几个男民工，在中间的窑面上斜贴了一条会标：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会。教室其它墙上，间隔斜贴着许多红绿纸写的标语口号。凤英忙里忙出，指指划划，旧红绸袄在短了的外衣下面露出一圈，招引得许多目光都注视她。她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洋溢着出人头地的欢欣。
    院子四周用木棍挑起的一些马灯，和朦胧的月光一起照出开会的人群。他们在焦急地等待着批判大会的开始——早点完了赶快回去睡觉，因为明天还要出山。至于那些妇女娃娃，很大程度上倒是为了来看热闹的；看那十几个阶级敌人站在大家面前，都是些什么样子。听说这几天还捉回来几个“新的”，其中就有他们村兰花的女婿王满银，这更使大家平添了许多兴致。
    当众人等着开会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金成的办公窑里，公社副主任徐治功、武装专干杨高虎和孙玉亭一起商量怎样开这个会。金成提着个开水壶，不断给这几个人的茶杯里添水。
    徐治功盘腿坐在土炕的羊毛毡上，一边抽烟，一边严肃地给两个副总指挥布置任务。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使得这位四十来岁的公社领导人，眼睛里都布满了红丝。
    一年前，徐治功一直是县农业局的一般干部，去年才提拔到现在这个岗位上。本来，他爱人在县贸易经理部当会计，一家人都在城里，他很不愿意到这个条件很差的石圪节公社来。但盘盘算算，高低总算提拔了，因此便硬着头皮来上了任。
    一上任，徐治功就想要尽快干出点名堂，看能不能早点回到县上的机关工作。只要回到城里，就是再不提拔也行，平级调动就满意了。如果他户家里的叔叔徐国强还在县上当领导的话，他兴许用不了一年就能实现目标。可徐叔因年纪大不当县领导了。但徐叔的女婿田福军又当了县上的副主任。只要徐叔给田主任说话，他的事也不难办。田福军他哥田福堂就是双水村的书记，因此他在这个队要好好表现一下，让田福堂把他的成绩传到田主任的耳朵里。把公社农田基建大会战放在双水村，正是他竭力争取的。明摆着嘛！这会战在哪个村搞，哪个村就沾光——其它村出人出粮，给这个村子白修地！田福堂能对他徐治功不感激吗？不用说，双水村搞好了，首先是他田福堂的光荣！
    治功现在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听着外面沸腾的喧闹声，情绪特别亢奋。这会战开始没多少天，他就把工作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前几天，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带队检查各公社的会战，在全县总结大会上，专门表扬了石圪节公社——这使得他劲头更大了！
    徐主任捏灭了一个纸烟头，突然象记起了什么，扭过头问孙玉亭：“玉亭，你们村批判的那个人确定了没？”孙玉亭正修改一个民工的批判稿，赶紧停下来，说：“确定下来了！”
    “谁？”
    “田二。”
    “田二？”徐主任一时想不起双水村这个人是谁。
    在旁边给杨高虎倒茶水的金成已经忍不住偷着笑了。
    “这人平时爱说反动话！他到处散布说，世事要变了……”玉亭给徐主任解释说。
    “那这当然要狠狠批判！什么成份？”
    “成份倒是贫下中农……平时也不好好参加劳动……”玉亭说。
    “那你们以前为什么不好好批判？”徐主任有点生气了。
    “这人平时疯疯魔魔的，村里人也不把他算个数……”“你说这个人名字叫什么？田二？他名字就叫田二？”“不是，名字叫田福顺。不过村里人谁也不叫他名字，就叫田二……”玉亭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他今天下午在民工灶上吃了一碗肥肉，渴得口干舌燥。
    “田福顺？那和田福堂是什么关系？”徐治功敏感地问。“没什么关系，只是一个老先人，现在都不知隔多少代了……因此没什么关系！”孙玉亭说。
    “那就把田二算上一个！现在人哩？”徐治功问。这时，旁边喝茶的武装专干杨高虎插嘴说：“玉亭刚给我一说，我就派民兵把这老汉带来了，现在和那十几个人关在一起，都在隔壁窑洞里。听民兵说，这老汉就是喊叫世事要变了，刚才一路上还说这话……”“时候不早了，咱们开会吧！”徐治功从炕沿上溜下来，把鞋穿上。
    金成先一步把这几个人的茶缸拿到院子外面，摆在主席台上。
    徐治功几个随后就出来了。等徐主任在主席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定后，高虎和玉亭也共同坐在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候，人群的嘈杂声还没有停下来。
    为了让大家安静，准备大发脾气的杨高虎立刻站起来——没想到坐在另一头的孙玉亭，由于板凳失去平衡，一个马趴栽倒在了地上，把桌子上的一杯茶水都打翻了。全场人于是一齐哄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