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武五年就在一片忙碌和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度过了，隆武六年新年伊始，度过新年假期休息之后，萧如薰立刻召开了大朝会。
    大朝会上，各部尚书纷纷将上一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本年度的工作安排进行当庭公示，互相之间有什么问题则当场议论，交给皇帝来评断，然后就开始全年的工作。
    今年是萧如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完成前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还要为明年的北伐和新一轮五年计划做准备。
    萧如薰已经宣布将大秦的政策按照五年一个周期进行安排，规划好五年的发展历程，然后全力实现，并且超越，然后再规划下一个周期。
    这样的周期制度运行好了，对国家政策的平稳推行和政局稳定是很有好处的。
    眼下大秦的政局十分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收尾期，而大家都很明显的看了出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在隆武四年下半年已经基本完成。
    经济建设，土改进行，乡政府和村农会的建设，灭蝗灭螺，大驰道的修建，秦军改组，新生入学，远航欧洲开辟商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商税收入，扩大土豆玉米番薯的种植面积，扩大家禽蓄养数量和规模等等。
    萧如薰操纵着史无前例庞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指挥着地方政府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行动，每个方面的行动都在有条不紊的展开进行，建设的相当可观。
    而今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北伐做准备，北伐的准备已经进行了许许多多，包括军队到位，模拟演练，后勤保障，考察地形，刺探情报，总之万事俱备，只缺萧如薰一个命令。
    参谋总部已经将整个战略拟定，最关键的地方已经确定好，怎么打击，怎么歼灭，怎么长途奔袭，怎么将重要的草原划归己有等等。
    甚至朝廷还为此准备了一套以后招募牧民在草原上定居的策略。
    现在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命令了。
    而这个命令，也就在萧如薰的一念之间。萧如薰是还想将这个基础打得更加牢固一点的，所以一直没有下达命令让军队出战，这一战必然是倾国之战，一定要完全准备好，各种预案都要准备好。
    于是他正在从大朝会的内容当中判断这个国家的根基是否已经牢固，物资准备是否已经十分充分。
    他所得到的答案让他非常满意，也很高兴。
    结论就是大秦已经做好准备了。
    “大驰道的修缮，西北和辽东方面都已经接近尾声，通过大驰道的运输和进军的速度超出原先的三分之一，时间上有了大大的富裕，另外在整个运行机制上我们也在不断的改进，今后速度会有更快的提升。”
    由工部当中分离出来的交通部尚书李如雨全面负责大秦整个交通建设安排，这几年，也是把西北大驰道和辽东大驰道当作重中之重来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工作非常得力。
    “关于蒙学建设方面，北直隶，山东，南直隶，福建，浙江，陕西，都已经全面铺开，其中北直隶和南直隶的初级学堂和中级学堂也开始建设，我们计划在十年内完成北直隶和南直隶的从蒙学到大学的一体化建设。”
    教育部尚书目前还是孔氏族长孔尚贤负责挂名，实际负责的是左右侍郎朱桦和陈庆，这两人一南一北的将整个场面铺开，在乡里建设起了蒙学堂，开始用新发明的注音法传授幼童识字的方法。
    扫盲行动已经开始，大秦的钱没有白花，相信在萧如薰有生之年，可以看到教育普及的初步效果展现。
    然后是水利建设方面，关于黄河的治理和各个蝗灾区的水利建设，工部下了大功夫去治理。
    工部尚书杨一魁这几年就没怎么在京城待着，而总是到外地去监工，去调研，去督查各地的水利建设过程。
    萧如薰把水利建设比作国家的血脉运行，对此十分关注，这也关系到农业生产和粮食产量，每年朝廷都对粮食产量有硬性指标，杨一魁要是办不好水利，农业部尚书能跟他玩命。
    所以关于工部水利建设的问题，农业部比萧如薰还要关注，这关系到年末的业绩考核，以及他们自己的升官。
    这几年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总体来说还是风调雨顺的，有灾害的地方因为水利的修缮也有些许的帮助，加上高产作物的引入，各地没有出现饥荒的消息，基本上人们都能堪堪吃饱肚子。
    只要能吃饱肚子，闹腾的人就没有，天下就安定了，人人都在想着要过上好日子，要努力干，努力做工，努力挣钱吃肉穿好看的衣裳，整个社会的氛围就很好。
    萧如薰对于这样的氛围是十分满意的，所以对朝廷几大部门的看法也不错，认为他们做得很好。
    然后就是户部对大秦户口的调查统计的最终数据，这个数据在隆武四年年初就给出了，大秦眼下具体的人口数量在一亿三千万左右。
    在消灭地主豪绅地方豪强的时候，大秦的地方政府发现了大量的隐匿户口，而在山林中进行清查逃户的时候，又发现了一批逃到山中的逃户。
    这两个群体加在一起数量就很大了，接着，萧如薰解放了浙江地区的堕民和一些非民户的户口，这一批户口数量也极大，而且没有纳入明政府的纳税户口统计当中。
    这样就多出了好几千万人。
    最后，萧如薰把刀砍向了民间的寺院和道观。
    历史上灭佛运动和限制道教的运动屡见不鲜，中国皇帝不能允许宗教和他争夺纳税人口以及话语权，黄巾起义等数次带有宗教性质的起义行动也给中国皇帝敲响了警钟，所以中国素来没有宗教和皇权相争的传统。
    明朝就对佛教和道教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明初这种限制相当严厉，限制了寺院道观的数量和出家人的人数。
    因为这帮家伙不事生产不交税，还广有地产，很多时候出现饥荒，大量百姓投入寺庙道观，使得他们的势力在地方上激增。
    之后明政府对地方的掌握越来越弱，虽然官方度牒发放少，但是地方上有大量的违法私度。
    情况就开始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