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一场豪雨，让天气一下子变得凉爽了起来。规划中的胶烟铁路沿线，徐向东一行人仍在继续南行，并且已经到了大名鼎鼎的桃村，一个未来的铁路枢纽节点。
    桃村如今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村”了，拥有差不多一万六千人口的桃村现在是正儿八经的镇，进驻了包括登莱新军第四师在内的一系列军政机构，铁路勘探、规划、修建人员更是与日俱增，使得这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另外，桃村的商业这些年也发展得比较迅速。正如徐向东等人之前在福山县看到的，南来北往的商品一般都要在桃村一带进行集散，然后分发到各处，因此这里的商业想不繁荣都不行！当然了，地方的商业景气程度他徐向东固然关注，因为这意味着日后铁路的收益，不过与这些日后的事情相比，眼前徐副总裁更关心的显然是铁路的修建。
    “尧帝曾经询问他的朝臣谁可以成为他的继承者，他们建议让他的长子继位，但尧帝认为他儿子的性格会阻止他成为一个明君，因此将此殊荣授予他的一位忠实的大臣。但这位大臣推辞了，并且举荐了一位乡下的年轻人，他认为这名年轻人的忠诚和审慎适合担此重任，因为他能热爱他很坏的父亲、后母及喜欢争吵的弟弟，同样他也有足够的意志力为整个国家领航……”一处铁路建设工地旁，正是午餐时分，工人们席地而坐，一边吃饭一边听上头安排的宣教官员讲课，很显然这会讲的是历史课。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是登莱新军第四师第十步兵团的一个营，因为不满编目前只有两百多人的样子，不过老兵的比例非常高，不似同时编组的第十一团、十二团，有过战争经验的所谓老兵（其实有的人也就上过一两次阵，连上点规模的会战都没参加过）比例还不到1o%，其他几乎全是新兵蛋子，惨不忍睹——这样一种情况，当初廖逍遥就很是感叹，感叹优质兵源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期新组建的登莱新军第三师、第四师和浙江新军第五师都筹集不到足够的老兵、士官和军官，以至于部队迟迟无法组建完毕。
    第十团是新军第四师的主力团，因此廖逍遥特别嘱咐多多配备老兵，以便尽快形成战斗力。而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该部师、团、营各级主官使出浑身解数，不断搜罗有战争经验的“人才”（一些已经退伍回乡的四十来岁的老兵也被劝说返回了部队，也是无语），甚至他们连流放到这里的许多波兰战俘、乌克兰哥萨克都挑了出来，赦免了其身份，然后编入第十团，以期提高老兵人数，更好地传帮带新兵。
    当然了，第十团里涌入了这么多波兰人、乌克兰人、葡萄牙人（在澳门招募的）以及勇猛善战的山丹野人，这凝聚力自然很成问题。而这个凝聚力不解决的话，以后的磨合时间会大大延长，对于希望快速见到战斗力形成的高级军官们来说没这个耐心等待。因此，一些宣教人员便被请了过来，教授他们文化课，历史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此时听了压根就没什么感觉。
    “我们的士兵们非常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训练，很多时候还要像您见到的这样上工地干活，完成在本土大部分由非国民劳务工干的活计。就像桃村这边的第四师的师部、第十团的营房、随军家属居住的房屋、通往各处的道路，都得由他们自己来亲手完成。”全程陪伴着徐向东的姜云帆见他看得仔细，就轻声解释道：“就拿修路来说吧。当初贵公司的首批技术人员抵达后，如果谁要去野外工作，那么保安司令部的参谋们就会拨给他几个士兵和一匹骡子，让他们陪伴着技术员去野外勘探，护卫他们的安全，帮他们背负沉重的行李。很多人都说，这些人习气颇重，可能吃不了这些苦，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至今还没见过几例逃跑的军士，当然这或许也和他们无处可逃脱不开关系。”
    “慢慢来吧。就和我们的胶烟线铁路一样，一切都要慢慢来，反正现在清国麻烦缠身，也不会出动大军来进攻我们的登莱，因此还有时间。”徐向东宽和地说道：“等到铁路修建完毕了，部队建设差不多也搞完毕了，虽然他们无法和本土正规军甚至预备役部队相比，但到底也是水平之上的军队，不比清国那些绿营精锐差，甚至在战法方面还要更先进。因此，如果单单是防御的话，足够了，别忘了我们未来有火车可以机动，能够轻松地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是清军所不具备的。”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刚才徐向东说得也没错，东岸是有时间，因为清国现在真的是“麻烦缠身”。首先是万众瞩目的四川混战，如今清军、吴军、顺军三方仍在拉锯，顺军不断取得胜利，不过并不复当初摧枯拉朽的感觉，很多胜利都是苦战得胜，比如刘忠贵在顺庆府击败入援清军的战斗、比如老将张能在重庆府击败吴军精锐的战斗，自身兵力损失也不小，器械、军资的损失更是大得惊人。现在，大顺左营的兵锋已钝，与吴军、清军的战线基本稳定在巴州—南充—佛图关一带，陷入了僵持的局面，并且渐渐开始转攻为守，消化起了已经新取得的半个夔州府、重庆府大部、顺庆府大部和小半个保宁府。也许，顺军方面目前唯一还保持着活跃的军事攻势的地方，大概就是已经将指挥部挪到巴县的张能了，不过他是李来亨的嫡系，左营上下未必就愿意看到他一路高歌猛进了。
    另外，四川南部的一些土司头人们举事起兵的也越来越多，吴三桂军政集团在播州宣慰司、乌撒府等地的统治几乎限于土崩瓦解。再加上南明方面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暗中联络并举兵向北呼应，屯驻在这边的吴军势力连败几仗，损失惨重，目前已经龟缩于几个坚城之中，以拖待变，也不知道能拖得几时。据南明方面流传的小道消息，这会吴三桂已经在cd重病卧床多日了，怕是不能视事。而吴三桂不能视事的话，那么其部下虽然还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人心纷乱之下还能发挥几成，可就是个问题了，因此这会明军方面不光是在打军事仗，同时也在打政治仗，打算借着南明这块金字招牌再策反一些吴氏军政官员，增强自己实力的同时，也能快速扩充地盘。他们总觉得，这样比顺军那批“傻货”一刀一枪抢地盘要高效多了。
    清廷方面对于如今四川的局势自然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他们也一直在试图为四川解围，不断从陕甘抽调人马南下入援，不说尽数驱逐杀进来的顺军，至少要延缓他们的脚步，不能让其将整个天府之国挪为己用吧？
    不过在抽调了几批较为善战的陕甘绿营南下四川后，最近清国方面突然消停了，这不但令顺军不解，同时也让东岸人有些看不懂。登莱保安司令部的参谋们为此召开了好几次会议进行讨论、推演，无奈信息不足，始终无法拿出一个能够让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信服的说法。不过这其中比较让人感到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西北有变！
    更准确地说，是加赞（即葛尔丹）在西域和蒙古草原上折腾出了一些事情，比如控制了整个卫拉特蒙古等等，让素来对蒙古诸部极为警惕并几十年如一日死命经营的鞑子朝廷有些害怕了，因为他们不敢过分削弱陕甘——尤其是甘肃一带——驻军，害怕万一准噶尔想不开率军突袭甘州一带，那么无兵可守的清廷可就要坐蜡了。
    但说到底上述这些还只是东岸人的猜测，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决定性的证据或确凿无疑的消息。不过清军暂停北军南下的举动却也是事实，看来其西北边陲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不然的话不至于此。当然保安司令部的参谋们多数也认为，葛尔丹此时的势力可能尚未抵达甘肃一带，不过也许已经深入影响到了吐鲁番、哈密等地的蒙古人部落，这些部落原本是臣服于清廷的，但在准噶尔蒙古崛起之后可就未必了，或许这才是清廷紧张无比的最主要原因吧——所谓满蒙一体满蒙一体，没有了蒙古诸部落的支持，这满洲皇帝的龙椅怕是坐不稳，尤其是清国国内这会正大办新军，汉族将领的地位直线提升，康熙皇帝难道心里就没点逼数么？怎么可能！
    不过无论如何，清廷暂缓调动陕甘军队南下客观上减轻了顺军的压力，使得他们能够更从容地消化地盘、攻击敌军。相信等吴三桂驾鹤西去的时候，心气散了的吴军必然会出现血崩，那会局势又会大变，搞不好全占四川的机会就会彻底来临，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百战得胜，驱逐包括明军、清军在内的一切觊觎四川的武装力量。
    而从陕甘救援四川的路子既然走不通，清军也没有放弃，而是集中兵力和物资，在湖北、江南一带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攻势。其中湖北前线因为堡寨林立、河溪纵横，清军未取得大规模的进展，只啃下了十多个顺军堡寨。后来，顺国皇帝李来亨亲赴一线督战，顺军士气大振之下又收复了一些堡寨，然后便与清军玩起了主力对峙，清军虽然看似占据了主动，可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只能徒唤奈何。
    在东面的江西战场，归属于南京方面指挥的数万清军先是连战连胜，深入了江西东部地区多个府县，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不过当败退回去的郭世安得到东岸武器援助，并集结了一些老部队再度东进后，清军又连吃了几个败仗，战线再度退回到了最初的地方——两军在这里打了几个月，各自死伤数千人马，结果什么名堂都没打出来，也是醉了。
    综上所述，总体上而言，最近大半年来顺军在四川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在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和四川相比，其他地方虽然也打得很欢实，可战线方面却没什么太大的变动，没有任何一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似乎对清国而言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尤其是在葛尔丹强势崛起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人会相信清军会傻到在登莱、东北和江南与东岸开战，他们不抽调青州大营、杭州大营的兵力援助其他战场就已经很不错了，来打东岸人不是脑子有病么！因此，这才是徐向东刚才提到“还有时间建设部队”的主要原因，现在远东三藩，大概是十年来外部威胁最小的时候吧。
    1677年9月4日，参观完在建中的桃村火车站的徐向东等人，没有耽搁太久，而是继续向前出发，走出了狭窄的山间谷地，进入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这里，便是农业大县、粮仓重地莱阳县境内了。
    在莱阳县，徐向东没过多去看铁路线，而是深入当地的乡村和集市，花了足足半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考察了每种商品的价格和产量，同时也评估了当地的农田水利设施及交通物流的成本，其专业程度甚至让姜云帆等人为之汗颜。要知道，这其中很多工作本都是他们平时应该做的。
    考察得来的信息徐向东都嘱咐手下仔细记录下来，打算带回去后研究、讨论。随后，他又在姜云帆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继续南下，途径即墨县并短暂停留了一天后，最终于1677年9月下旬抵达了胶烟铁路的终点胶州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