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襄阳城南面受阻于砚山、隆中山、柳子山，北面受阻于汉水，没有拓展的空间，同时襄阳城与更为广阔的南阳盆地以及荆湖北路的随郢安黄等州，被汉水阻隔——哪怕鱼梁洲大铁桥建成之后，也是远远不能满足作为帝都的陆路交通需求。
    司空府规划襄阳新城时，主要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北岸的樊城并入襄阳，一是在汉水东岸、鹿门山以北的枣阳县南部地区择地建城。
    司空府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未来帝都的新城，建在汉水、唐白河以东、鹿门山以北的开阔地带，这样除了泌襄大道作为贯穿帝国南北的主干道能尽可能拉直外，还能节省在唐白河下游建造一座超大型铁桥的巨量投入。
    唐白河作为云阳、泌阳南下襄阳的主要航道，不想中断航运，又要保障陆路通畅，就必须建造大型铁桥，而其他相对次要的河道，短时间内则可以架设浮桥，节省建造成本。
    当然了，收复汴梁之后，朝中立即就有很多还都的声音。
    现在要在汉水东岸，为帝都建造一座新城，很显然消息走漏出去，注定会引起一片哗然。
    因此，徐怀与史轸、韩圭等人商议，决定新城的事目前只做不说。
    现在也不可能直接上手就建新城，除了鱼梁洲铁桥以及泌襄大道南延线等大型工造外，前期会在汉水以东建造京襄最大规模的商货中转码头及储运地。
    同时还会在鹿门山以北建造选锋军第三镇驻营及训练地，先将汉水以东、鹿门山以北十数里方圆的建设土地都圈占过来。
    后续还会将司空府、襄阳学舍以及平凉郡王府等建在东岸。
    至少要铺垫三五年，等东岸建设稍微有些规模之后，又或者说司空府进一步掌握朝野局势，等满朝文武都在襄阳扎根安定下来之后，再正式抛出帝都新城的建设方案不迟。
    当然了，推动一系列超大型工造建设，朝野也有很多劳民伤财的批评。
    不过，为了避免过度消耗民力，徐怀推动大规模工造上马，从来都是采用征募相结合的方式，从来都没有以强征徭役的方式，强行驱使民众做无偿的重体力劳役——对战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战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劳作之后，也会恢复庶民的身份。
    专门征募从事工造的工辎兵，哪怕发放的饷钱再微薄，也会保证略高于同期的耕种收入。
    然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司空府日益强力的财政收入进行支撑。
    徐怀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后，并没有大幅提高江东、江西、荆南、荆北以及浙东的税赋，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纳租赋钱粮，大体保持在第二次淮南会战期间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来，中枢岁入也主要依赖于这五路所上缴的钱粮租赋。
    包括铁盐茶布等商货的榷税在内，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为中枢提供近三千万贯的岁入。
    除了江东、江西等五路之外，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处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纳钱粮有限，天宣年间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汴梁失陷后，建继帝在襄阳登基，这三路每年所纳钱粮也仅有两百余万贯。
    司空府此时对这三路也是鞭长莫及，徐怀也没有想着去开拓这三路的税源。
    西蜀路的赋税，主要供应东川路、西秦路的战事；浙西路此时基本为葛氏割据，而淮东路的租赋钱粮，目前也是由韩时良其部自征自支。
    中枢目前每年从南部诸路征纳三千两百万贯钱粮，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过，随着洞荆匪事的剿灭，南方诸州县的治安状况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员或主动或被动，近年来也采取诸多清田平赋、打压豪强、开垦荒地、安置流民、扩大税源等措施。
    这不仅使地方所能截留的税收开始有所恢复；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于宿卫禁军裁撤之后没有新设，再加上内廷开销大幅缩减，目前中枢度支主要用于朝堂上诸部院司数千文武官吏的俸禄及各种公帑钱，每年总的开销缩减到八百万贯。
    在绍隆六年以前，仅内廷养着五六千名内侍宫女，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开销，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万贯；虽说这相比较天宣年间的内廷开销，已经是大为节省了。
    扣除中枢每年八百万贯的度支，诸路每年上缴中枢还有两千四百万贯租赋钱粮可以开销，则直接掌握在以史轸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里，也基本上能覆盖掉靖胜、宣武、天雄、骁胜、选锋五军总计十五万战兵、五万诸路州府轮戍兵马以及各条防线上总计十五万守兵的军饷、兵甲装备、营舍防垒军寨建设等军资开销。
    就整体而言，军资开销相比较绍隆六年以前并没有多大幅度的增涨。
    一方面将卒总的军饷规模没有提升，甚至还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资极巨的军功赏赐。
    对骁胜、宣武、靖胜三军近十万将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将卒家小现在基本上都能保证粮食等基础生活物资的自产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军饷去购买飞涨的高价粮——将卒家小种植的粮食、棉花以及养殖桑蚕甚至还有一些富余，由司空府出资征购。
    这就保证原骁胜、宣武、靖胜三军十万将卒及数十眷属的生活水平，相比绍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为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除了作为屯兵参与操练，会发放少量的补助外，一旦征募为工辎兵，所发放的饷钱也会保证略高于耕种所得——对于早前生计没有着落、四处颠沛流离的流民来说，以及接受一定苦役惩戒的战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待遇了。
    看似司空府在诸多巨量的工造开支之外，还为此承担额外的成本，令司空府需要适度扩大借债才能维持度支。
    不过，此举除了不过度消耗民力，滋惹民怨外，除了确保充足的预备兵员外，还能同时使得新的工造项目及新的屯垦、防线建设，能持续不断的滚动下去。
    此时除了襄城、召陵、确山等地恢复县治，许昌、宛丘、项城、沈丘、汝阴、淮川、焦陂等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屯寨屯垦建设，容纳颍州大捷之后收俘、收容的降附汉军军户及附庸于汉军军户的驱口，总计约九十余万人。
    目前靖胜、天雄、骁胜、宣武诸军又收复包括河洛在内的京西北路北部、西部地区以及京东西路南部地区六个州府，目前初步估算再次收容降附汉军军户及驱口总计约一百八十余万口。
    虽说战争令河淮地区人口大幅减少，但幸存下来的人口里，青壮男丁占比又极高。
    司空府对三大行营驻防区收容民众初步进行统计，两百八十万口，十五岁到五十岁的青壮男丁总计约占到一百二十万。
    即便将汉军军户里的青壮撇除掉——这些人不值得信任，还沾染同袍的鲜血——以往被当成驱口奴役的青壮男丁也有将近百万。
    这也就意味着，将这些人丁都纳入司空府的屯垦体系中来，预备兵员规模将再激增一倍。
    司空府此时未必就没有能力杀入关陕、河东，或兵锋直指濮魏，迫使平燕宗王府的兵马进一步往北退却，继而收复京东东路（今山东）等地。
    不过，最终以史轸、韩圭、刘师望、陈子箫等人为首的司空府众人，此时还是坚决反对激进的用兵策略。
    除了避免过度使用兵马、有可能会出现重大伤亡外，最主要的还是消化这新增的百万辎兵，需要时间跟过程。
    而这是司空府执掌天下不应该去省的步骤。
    现在赤扈人还没有完全从中原退走，司空府又接连斩获大捷，收复失地，因此江淮、荆湖的地方官员、士绅，都表现得极其温顺、配合。
    司空府也可以名正言顺的高举“驱逐胡虏、收复中原”的大旗，要求朝野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用于军事行动上来，确保帝国的重心都是为了保障一次接一次的军事胜利。
    倘若现在就急着对赤扈人进一步用兵，军事行动受挫，司空府与徐怀个人的威信受损，则是必然的。
    不过，即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将赤扈人驱逐出中原，形势也未必会往有利于司空府的一面发展。
    赤扈人被驱出中原，朝野很快就会丧失继续对赤扈人用兵的强烈意愿，朝堂的重心就需要从征战转移到建设上来——此时襄阳已经有一些还都汴梁的声音，就已经说明了这个趋势。
    并非说心里想着还都汴梁的那些人，就已经站到司空府的对立面去了，而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结束，帝国重心往建设方面转移，必然导致更擅长政务的士臣、文臣重新变得活跃起来——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识的。
    一旦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束，大越立朝以来以文御武、以文治武所形成的心理惯性，也必然会再度抬头。
    到时候司空府还想继续以行营屯驻区的名义，直接掌控河淮乃至河东、关陕、河北等地的屯垦建设，与士臣士绅的矛盾极可能会再度激化。
    除非徐怀到时候愿意以更激烈、严厉的手段，对朝野士吏进行血腥清洗，要不然史轸、韩圭等人都主张对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的军事行动，还是放缓三五年或七八年为好。
    放缓到司空府初步消化河洛、汴郑及徐宿地区之后；放缓到司空府总规模扩编到二百万的屯辎兵经过多轮规训，初步形成对司空府的向心力；放缓到江淮、荆湖士绅敢跳反，司空府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毫无顾忌将他们掐灭……
    等到那个时候，司空府再出兵收复河东、关陕以及河北等地不仅更轻而易举，之后很多事情，包括禅让，也都会变得真正顺理成章起来……
    第二百五十六章 纳附
    早在年前，朱芝就从邛崃山传回信报说布曲寺上师、德格第十七代家主布札赤将往中原觐见、商谈归附之事。
    不过，这世间有两种速度，一个是京襄速度，一个是正常速度。
    布札赤去年十一月从布曲寺在色莫岗的总经院出发，在弟子、侍僧的陪同下直到绍隆九年三月中旬才穿过邛崃山抵达嘉州，与代表朝廷前往嘉州迎接的使臣郑屠、朱桐会合后，一路乘船沿江而下，四月初才抵达襄阳。
    为了迎接布札赤一行人的到来，大理寺对曹成等百余战犯的行刑也是拖到四月上旬才执行。
    收复河洛、郑汴等战，作战规模以及激烈程度相比颍州大捷要差一些，前后也击毙敌军一万两千余众，收俘三万余众——其中有大量的城寨守军没有来得及逃走，又或者北逃速度缓慢，被行进如风的靖胜、天雄诸军截断通道而被俘。
    收复河洛诸战，以对伊阙守军的封堵包围最为成功。
    除了前期狙击作战，击毙两千余伊阙守军外，后期将伊阙团团围困住，最后走投无路的伊阙守军，看到镇南宗王府将他们抛弃在黄河以南，哗变捉拿曹成等人出关投降。
    徐怀虽说无意大规模杀俘，但对双手沾满中原百姓鲜血的罪魁祸首，也绝不会轻易放过。
    三万余战俘，绝大多数人都被判处三到十年不等的苦役，但也有百余人因组织屠戮等罪行被判处弃市，即当众处斩或处以绞刑。
    虽说没有杀得人头滚滚，但上百具尸体高高吊绑在长街两侧的高杆上，情景也相当的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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