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平叛之后，也不知陛下会如何安排赵王！”赵匡义又就榆林之乱，展开话题。
    对此，即便是赵匡胤，又如何能给出一个答案呢？想了想，道：“这就不是你我需要担忧的，太子地位稳固，陛下信任，皇后健在……”
    听赵匡胤这么说，赵匡义声音下意识地压低了些，道：“据闻，皇后前些日子，又病倒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倘有不测……”
    “这等事，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赵匡胤眉头紧锁。
    赵匡义摊手道：“倒不是我刻意打探，只是这宫禁之中，何来不传之秘，出入禁宫，只要不闭塞耳目，总能得到些消息。”
    赵匡胤想了想，缓缓道：“二十余载太子，已不只靠母族支撑，且以太子之资，也扛得住这些是非，我们不需做杞人之忧！”
    赵匡义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但还是忍不住感慨道：“这些个皇子啊，个个如龙如虎，是天家之幸，也是太子之不幸，于国而言，也不知幸也不幸……”
    “罢了，今日聊得够多了，我累了，不说了！”看赵匡义那副模样，赵匡胤舒出一口气，扬扬手，一副赶人的模样。
    赵匡义也识趣地准备告辞，但想到了什么，拱手道：“二哥，如今西北不太平，匡美在那边，怕是难保完全，是否可想办法召回！”
    当初，因为滑州案的牵扯，赵匡美被流放西北，如今，已是多年过去了。这说流放，还真不是做做样子，赵家兄弟虽然顾念兄弟之情，却也始终不敢就此事上表求情。
    赵匡胤是十分爱护弟弟的，此时，听赵匡义提起，几乎不假思索，叹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匡美也吃足了苦头，该让他回来了，我可不想兄弟俩今后只能再见于九泉之下。陛下，应当会给我一个面子吧……”
    第195章 静默
    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开宝二十二年，到来了。
    过去的两年，毫无疑问，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最风波迭起，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
    大案，政潮，党争，战争，叛乱……形形色色，纷纷扰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也没有如此“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
    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一次彻底的释放，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
    当然，对于大汉而言，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一点小调剂。帝国大势已成，或许波折，或有小势的变动，但大势难改。
    一整个冬季的过去，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也被一些更为新鲜、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反复斥骂叛贼，歌颂朝廷，也觉乏味了。
    甚至于，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都有些沉寂下来了，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三个月的时间，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
    冬初之时，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关内道，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也是多有纷扰，人心不稳，状况凭出，当然在一干“觉醒”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迅速恢复平静。
    整个冬季，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都被严格封锁，各关隘堡垒，增兵增粮，严防死守，甚至于，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其余道路，全部锁死，即便一些山野小径，也不放过，通过大量火药，将路径销毁，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榆林对外（主要是对关内）通道，尽数隔断。
    至于黄河沿线，各个渡口，也都屯有戍卒，更有数千骑兵，来回巡弋，夸张点的描述，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
    当然，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也不太现实，但是，成规模的叛军外蹿，是被切实限制住了。叛乱之初，叛军尚能遣派贼属，行流寇事，将混乱扩散蔓延，这些人，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并迅速取得成效。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
    或许有小股的叛贼，阴潜南下，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搅起叛乱，也再不容易。
    整个关内道，都按级别进行戒严，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庆、金、延四州，戒严力度，几与军管相类，执行力度，更是空前。
    所有民间活动，都被压制，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所有农牧渔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都只能安居乡里，村里联保互督，就是新年，都不准走亲访友。
    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举报有奖，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不合规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饭，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都一点不稀奇，乱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现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显著的，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老老实实地待着，自然不会有事。同时，也着实让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抓起来向朝廷请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鱼龙混杂，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一个冬季的时间，自环庆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民间的流动与活动，大为减少，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
    过去那种，商旅如织，人流如潮的情况，不复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贾。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员流动，以保证治安，维持稳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过，这么多年了，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趋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
    通商证，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大汉的这些城市，毫无疑问，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工场，其原材料供应，也需要从外部采购。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
    因此，从头至尾，官府出台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那也是会出乱子的，倘是那样，反而本末倒置，与维稳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乱，显而易见，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时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户破产，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也受到波及，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劳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
    同时，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险与机遇，从来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
    普通的商贾，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没法做，日子没法过，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却是难得的机遇。聪明的有实力的人，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有这道口子在，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竞争者直线下降，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尽情地收割财富。
    一张通商证，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像长安、凤翔这样的大城，不投入个数万贯，根本拿不到。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方才打了个补丁，禁止通商证的转让，以实名实商注册。
    即便如此，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也向朝廷奏报此事，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以致奸商作祟，大发国难财，关内物价飞涨，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关内南部，远离榆林，就实无不要。至于陇右、河西部分地区，就更是凑热闹了。
    不过，这样的提议，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采取了默认态度。道理是那般，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论，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但不这样做，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就目前来看，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这世上，绝不缺冒险投机者。
    不过，御史的进谏，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对于那些乱象，就十分不满，只是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暂时忍耐。
    西北问题频发，始终肃而不清，不只是刘皇帝，就是向以宽仁著称的刘旸，也失望至极，有些无法忍受了。
    针对于此，又督促吏部，对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时。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总有个上限，鱼肉百姓者，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有多少过激之处，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但在平叛事宜上，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再无其他内容，好似被遗忘了一样。
    第196章 再没有比饱暖更真实的了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严厉封锁之下，消息闭塞，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也能够简单地判断出，那里并不平静。
    关内道前后征召的兵役、劳役，超过十万人次，成千上万的马车、驼队，装载着数不尽的粮草军械，向榆林输送，而最显著的，就是自赵王刘昉率军北上榆林后，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间，陆陆续续，有超过五万的朝廷各路官军也踵迹以入榆林。
    至于那些背插军旗，骑着健马，飞驰于榆林至东京驿道间的驿卒，整个冬季都没有停歇过，或传令，或上报，或通知，而诸驿，尤其是那些军事驿停，也始终处于连轴转的状态。
    消息的封锁，仅仅针对那些层级不够的普通人，但对于大汉上层权贵而言，榆林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闻。
    当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贼前线之外，就属政事堂了，就是刘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他只是适时地查问一番，真正关注着，替他顶着的，还是太子刘旸，而刘旸，对此也一直比较上心。
    不过，对于榆林的平叛，刘旸这个太子也十分坚决，没有优柔寡断，没有心慈手软，能够拯溺那数万榆林难民，已经是他努力的结果了，问心无愧，至于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强求。
    对榆林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这是刘皇帝的态度与想法，但具体怎么做，并不在意。而由赵普提出的这项封锁政策，不得不说，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当初，赵王刘昉在北上榆林之后，除了把定边周边的一些叛军以及党项人驱杀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而后直接东进，入驻扎夏州。
    其后，刘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挥系统的构建、指导思想的建设以及军事准备上。如果说关内，在静默管理下，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引起了一些民怨与不安，那在榆林，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势。
    平叛从封锁榆林开始，随着刘昉的抵达，在榆林境内，也彻底展开。刘昉往各州县城镇派驻军队，增强防御能力，同时大挖封锁沟，把城镇、据点与广大乡野隔绝开来，军队的重心，也放在抵御叛军骚扰以及保障后勤补给线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际，大汉对榆林的统治，已仅限于夏绥银盐灵这些主要城镇，城镇之外，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似乎将之彻底遗弃了一般，随叛贼。
    剿贼行营向各官府及全军发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写着一句，不使一粒粮、一匹布，流入叛军之手，当然，最终演变成的是，榆林过去需要从外部输入的各项资源，被彻底断绝，尤其是粮食。
    榆林的生存条件，本就恶劣，过去也没有经过太精细的开发，汉胡矛盾，也牵扯了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皮货、甘草、青白盐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本身农牧业的发展，并不足以满足整个榆林的生存需要。
    乱事一发，脆弱的经济体系，就彻底被打破了，叛军烧杀抢掠，裹众作乱，官军严防死守，驱逐限制，一个冬季过去，整个榆林，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衰败下来。
    刘昉进榆林之初，不论是盐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继迁，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军，都警惕异常，甚至做好了全力应对一轮浩荡进剿的准备。
    像袁恪，由于大本营明湖乡距离定边太近，干脆放弃，向北转移，想要把官军吸引到党项人的活动区域对付。
    结果，抛足了媚眼，官军根本不为所动，刘昉的目光更是没有放在那些叛军身上。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天气逐渐严酷，随着官军一系列的调整展开，即便再愚钝的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官军的手段，实在太毒辣了，进军平叛，剿杀的只是造反的叛军，而如此封锁，对付的却是整个榆林境内的人口，不论胡汉。
    此前，各城官府，还能收容一些主动来投的汉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护与救济，等各城的封锁沟挖成，这条生路就断了。至于向南逃难，见机早，走得快的，还有生还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没得逃。
    进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在大部分官军眼中，除了依附于城镇的那些难民以及一部分杂胡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叛贼。事实上，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但是，官军这边，已然如此定性了。
    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可怕的，人要生存，需要吃饭，需要穿衣，但是，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下，在如此坚决的禁令下，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力，都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了。
    被困在榆林的胡汉人等，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在官府把生路断绝之后，要么等死，要么参与叛乱，与官府作对，如果被剿灭，那还是死路一条。
    当然，对于这些后知后觉有从贼之嫌的人，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给机会，早在之前，刘皇帝就曾说过，提叛贼头颅投官者，可免死。
    而这一条政策，将贯穿整个平叛过程。
    普通的汉胡平民，在这样的浪潮之中，是极其无力的，一个冬季过去，榆林冻死、饿死、杀死了多少人，谁也不清楚，但是，那些废弃的村寨，横躺的尸体，说明了一切。
    当然，在朝廷如此平叛政策下，那些叛军，也极其难受。叛军也是人，也需要吃喝，粮草、武器也需要消耗。
    即便通过叛乱初期的大肆的抢掠，获得了大量财富、牲畜与粮食，但那都是一锤子买卖，成千上万的叛军的消耗，同样巨大，坐吃山空，也终有耗尽的一日。
    在榆林大乱，各项生产活动荒废的情况下，连抢都没地方抢，榆林就这么大，就这么多人，就这多资源，叛军的军需来源，就更加狭窄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就更为严重。
    到十二月时，榆林的各路叛军，彻底按捺不住了，真就感觉陷了朝廷构建的一座囚笼之中。到这个地步，所谓党项复兴，抗汉大义，所有对荣华富贵的奢望，都慢慢消融了，什么也不如吃饱穿暖来得重要，来得现实。
    在寒天雪地之际，各路叛军，像无头苍蝇一般，在榆林横冲直撞，到处乱窜，奋力反扑。有冲击州城的，有攻击汉军补给线的，但这两项，也是官军下死力气维护的，叛军自然碰了个头破血流。
    相对容易攻击的，是那些运输队伍，不过，行营除了派遣精兵押运之外，还有降了一道命令，事若不济，即行焚毁，若使之落入叛贼之手，军法处置。因此，往来关内榆林的辎重队伍中，往往存在这么一些人，他们的职责不是押送保护，而是随时准备焚毁粮草军需。
    想从官军手中抢食，难度确实大，也危险，因此，很快，榆林的“义军”开始互相攻击抢夺粮食物资，只为争取一丝生的希望。很多时候，血拼一场，发现对方除了一条烂命，也不剩什么。
    轰轰烈烈的榆林大叛乱，还没有熬过二十一年，就陷入了分崩离析，自相残杀的境地。对此，不论是袁恪还是李继迁，都倍感无奈，当然，这等时候，自顾尚且不暇，又哪里能制约那些叛军了，即便那些人接受了他们的封赏。
    如果说榆林叛军中有谁是值得刘昉重视的，大概也就袁恪与李继迁这二人了，他们有手段，有策略，当然，实力也最强，都各拥数万之众，当然，他们承受的生存压力也最大。
    这二人，同样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主动出击。夏州那边，在刘昉亲自坐镇的情况下，李继迁不敢南下，于是选择北上，他要去打河套。
    盐州的袁恪，也不甘寂寞，经过几番尝试，数度失败，横山难越，关内难入，他选择了尽起贼众，西进灵州，汇合灵州叛众，意图渡过黄河，到河西就粮。
    第197章 血色榆林
    不论是李继迁还是袁恪，都勉强称得上是“枭贼”，都具备被时人称之为豪杰的气质，没有到绝境，总是选择要挣扎一二。
    但是，刘旸可以坐视榆林的混乱，放弃除城镇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控制权，但也不会任由叛贼行动。对进攻城镇的乱军严防死守，对劫掠运输线的贼军更是重点打击。
    像李、袁这等在朝廷甚至是刘皇帝那里都挂了号的叛首，也是刘昉的重点目标，按捺不动，只是策略问题，属于战术沉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自缚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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