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刘强先生与周芳女士全程在一起，不存在有单独说明术前风险的情况。”王涛说：“在这个过程中，刘强先生没有对手术方案提出异议，也没有说明HIV阳性的事情。”
    “原告方证人的证言里明确说明，在签署手术同意书之前，他在急诊室门口与被告说明了李文的病症和身体状况。”公诉人说。
    “我方当事人明确说明，没有接受过相关信息的反馈。”王涛说得很笃定：“刘强当时处于醉酒状态，意识不够清醒，可能有混淆记忆的情况。”
    “当时刘强有明显的醉酒表现吗。”审判长问。
    “有的。”王涛说。
    “他的意识清醒吗？”审判长问。
    王涛犹豫了一瞬，转头看了看纪尧，纪尧不太敢贸然回答，怕说多错多，于是冲着王涛摇了摇头。
    “不完全清醒。”王涛说：“所以我方认为，刘强的证言存在疏漏、错乱的可能性，不能当做唯一决定性证据。”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在明知对方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告人还对着一个醉酒人员进行了‘手术风险告知’是吗？”蒋衡突然问。
    王涛心里咯噔一声。
    因为他马上发现，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中。
    如果承认刘强意识不清醒，那纪尧所谓的“术前告知”没有任何意义，他没有争得直系亲属同意，也没有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处置方法把事情上报院方就进行了手术，这在流程上就理亏。
    但如果承认刘强当时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则会侧面抬高他的证言说服力。
    纪尧显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的心猛然收紧，侧头看向了王涛。
    “被告。”审判长说：“当时刘强是深度醉酒状态吗？”
    “照实说。”王涛低声说。
    “他确实是醉酒状态。”纪尧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紧张，所以说得有些磕绊：“但他也能跟我交流，过程中一直在哭，还说过让我救救他儿子。”
    “公诉人还有什么要问的？”审判长说。
    “申请证人上庭。”公诉人说。
    庭审到了这个地步，刘强的证词完整度显得格外重要。
    根据隔离原则，刘强没有旁听这场庭审，他被叫进来的时候，屋内的气氛很紧张，李玲华眼圈通红，屋里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身上，沉得让他腿软。
    刘强不知道庭审走到哪一步了，心里止不住地发虚，眼神在李玲华和纪尧之间来回游移。
    他一步三磨蹭地走上证人席，稀里糊涂地念完了保证书，然后在公诉人的问话下把自己之前说过无数次的说辞重新复述了一遍。
    “你在跟被告沟通交流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情况？”公诉人问：“是主动告知，还是回答医生提问的问题。”
    “我主动说的。”刘强连忙道：“他说要给小文开刀，我就赶紧说了。”
    “具体内容是什么？”公诉人问。
    “我就说小文有艾滋病，让他们小心点治。”刘强说：“还说让他们务必救救小文之类的……当时情况很急，我说完他就走了。”
    “当时在场还有别人吗？”公诉人问。
    “还有周芳。”刘强说：“别人没了。”
    “医护人员呢？”
    “没有。”刘强说：“只有这个医生。”
    “我方有话要说。”王涛举手示意了一下：“根据监控视频可以看到，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方当事人身边全程都有其他医护人员经过，包括一位护士长和两位值班医生。”
    当时急诊室门口兵荒马乱，纪尧身边是路过了好几个人，只可惜他们没全程在场，所以每个人的证言都不完整。
    不过王涛有意没把话说清楚，刘强慌乱了一瞬，说道：“那……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刘强！”李玲华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忍不住喊道：“你能不能有点数！”
    “肃静。”审判长说道。
    李玲华胸口急促地起伏着，努力压下了火气，死死地瞪着刘强。
    “我、我有证据！”刘强被李玲华催得一个激灵，下意识喊道：“我有录音！”
    “什么录音？”公诉人问。
    “就那天晚上的事。”刘强硬着头皮说：“我有证据！”
    纪尧猛然愣住了，他下意识看向蒋衡，只见蒋衡微微皱着眉，表情显得有些意外。
    “现在已经过了举证期了。”公诉人语气不善地说：“有证据为什么不早拿？”
    “我……我昨天晚上才发现的。”刘强说：“我翻手机的时候才看到，好像是不小心碰到了录音键。”
    王涛眉头一皱，微微偏过头，凑近纪尧耳边，语气发沉地问：“他到底说没说过？”
    “没有。”纪尧说：“我肯定他没有，绝没说过。”
    王涛皱着眉想了一会儿，最后咬了咬牙，说了句知道了。
    “我方同意现场质证。”王涛说。
    “我方也没有意见。”蒋衡说。
    刘强紧张地舔了舔嘴唇，从兜里掏出自己的手机，解开锁后交给审判长。他紧张得手都在抖，李玲华的视线牢牢地扎在他手上，仿佛在看一根救命稻草。
    审判长按下播放键，手机里传来混乱的声响，推床的滚轮声和细碎的人声混杂在一起，显得刘强的声音有点失真。
    “医生……小文他情况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