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午餐前的一段谈话让我有些许不安。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朱迪斯、我、博伊德·卡灵顿和诺顿。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安乐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不过我不记得这个话题是怎么提起来的了。
    博伊德·卡灵顿自然是主要发言者，诺顿时不时插句话，朱迪斯一言不发，不过一直认真听着。
    我表示虽然表面上安乐死应该获得支持，但实际从感情出发我还是有所抵触。我还提出，安乐死会赋予当事人亲属过大的权力。
    诺顿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只有在长期患病无法治愈，患者本人愿意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安乐死。
    博伊德·卡灵顿说：“啊，但是这样就很奇怪。当事人真的会像我们说的那样愿意‘了结自己的痛苦’吗？”
    然后他讲了一件他说是真事的故事。男主角身患癌症无法手术，整日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祈求大夫帮助他“结束这一切”。医生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伙计。”医生离开之前留了一些吗啡药片，并小心告诉患者什么样的剂量是安全的、什么剂量会有生命危险。虽然患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这些药片，并按照致命剂量服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样足以证明，”博伊德·卡灵顿说，“无论一个人嘴上说什么，终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时朱迪斯第一次开口发言。她的语气充满活力，也很突然。“他当然会那样做，”她说，“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由他本人来决定。”
    博伊德·卡灵顿问她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任何因疾病而虚弱的人都没有做出决定的力量——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决定。必须由别人替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决定。”
    “责任？”我突然问道。
    朱迪斯转向我。“是的，责任。那些头脑清醒、可以负责的人。”
    博伊德·卡灵顿摇摇头。“做完决定之后就以谋杀罪被关进监狱了？”
    “不一定。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冒这个险。”
    “可是你看啊，朱迪斯，”诺顿说，“你提议的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责任。”
    “我不这么认为。人们只是太害怕负责了。如果是宠物狗遇上这样的情况，人们可以承担责任，为什么换成人就不行了呢？”
    “呃——这两者很不一样吧？”
    朱迪斯说：“是很不一样，人的生命更重要。”
    诺顿低声说道：“你这话真让我不寒而栗。”
    博伊德·卡灵顿好奇地问道：“这么说来，你会冒这样的风险，是不是？”
    “我觉得我会。我不害怕冒险。”
    博伊德·卡灵顿摇摇头。“那样做没用的，你知道。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将法律攥在自己手里，决定别人的生死。”
    诺顿说：“其实，博伊德·卡灵顿，大多数人是没有胆量冒这个险的。”他微笑着看着朱迪斯，“我可不信你遇上这样的事情时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做。”
    朱迪斯从容自若地说：“当然，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我觉得我应该那样做。”
    诺顿轻轻挤了一下眼睛，说：“如果是无利可图的事，恐怕你也不会那么坚决吧。”
    朱迪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严肃地说：“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有——如果我有任何私人的考虑，我根本就不会那样做的。你们不明白吗？”她对着我们所有人说，“这件事必须完全排除个人的考虑。你必须十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承担起了结一条生命的责任。必须做到完全的无私。”
    “不论怎么说，”诺顿说，“你肯定不会那样做的。”
    朱迪斯坚持说：“我肯定会的。首先我并不像你们那样认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健康的生命、没有用的生命——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世界上废物太多了。只有那些能给社区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生存的权利。而余下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毫无痛苦地离开。”
    她突然转向了博伊德·卡灵顿。
    “你同意我的说法，对吧？”
    他慢条斯理地说：“原则上是的。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人才配得起生存。”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会把法律抓在自己手里吧？”
    博伊德·卡灵顿慢慢地说：“也许吧。我也说不清楚……”
    诺顿轻声说：“很多人都会同意你的这套理论。但真正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合逻辑。”
    诺顿不耐烦地说：“当然。这其实是个勇气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胆子。”
    朱迪斯沉默了。诺顿接着说。
    “老实讲，朱迪斯，你自己也是一样。真轮到你头上，你也不会有那份勇气的。”
    “你真的这样认为？”
    “我敢肯定。”
    “你说错了，诺顿，”博伊德·卡灵顿说，“我觉得朱迪斯胆子很大。好在她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时锣声响起。
    朱迪斯站起身。
    她清清楚楚地对诺顿说：“你错了。我的胆子比你想象中大得多。”
    她快步走向屋子。博伊德·卡灵顿跟在她后面，一边说：“嘿，等等我啊，朱迪斯。”
    我跟着他们，不知怎么觉得很不舒服。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诺顿赶忙过来安慰我。
    “她其实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的。”他说，“年轻人一般都会有这种不成熟的想法，只要不付诸实践就好。她就是说说。”
    朱迪斯似乎听见了他的这番话，因为我看到她转头愤怒地瞥了我们一眼。
    诺顿压低声音接着说：“纯粹的理论不值得担心，”他说，“不过你看啊，黑斯廷斯——”
    “什么？”
    诺顿似乎很为难。他说：“我不想插手这件事，不过你了解阿勒顿这个人吗？”
    “阿勒顿？”
    “是的。对不起，我可能有点儿多管闲事了，不过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让那姑娘这样频繁地跟他见面的。他——怎么说呢，名声不太好。”
    “我也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我痛苦地说，“但姑娘这么大了，不好管了啊。”
    “哦，我明白。常言道，女大不由爹。大多数女孩儿也确实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但是——呃——阿勒顿在这方面的能力很特别。”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你别跟别人说——不过我确实对他了解比较多。”
    他就在那儿一五一十地跟我说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话都是真的。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自信、现代、独立的女孩儿。阿勒顿对这个女孩儿施展了他的全部解数。后来，这个故事还是以悲剧告终——绝望的女孩儿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令我害怕的是，故事里的女孩儿和朱迪斯是同一类人——独立、趣味高雅。这种女孩儿一旦受到伤害，她们的绝望比那些轻浮的傻丫头要严重不知多少倍。
    我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开始了午餐。